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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久前，全球领先的支付公司Stripe的联合创始人帕特里克·科里森（Patrick Collison）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。
他发了一张图表，上面是苹果(AAPL)、微软(MSFT)和谷歌(GOOG)三家公司的市值增长曲线，从2010年到2025年，三条线几乎完美地平行飙升，从约2000亿美元的体量，一路狂奔至接近3万亿美元的巅峰。
科里森问道：“这些公司表面上从事着完全不同的业务，但为什么它们的增长动态看起来如此一致？这背后到底是什么解释？”
展开剩余91%这个问题引来了多方关注，其中最引人注目、也最大胆的回应，来自著名的思想家、前Coinbase首席技术官巴拉吉·斯里尼瓦桑（Balaji Srinivasan）。
他的解释是，
传统经济（legacy economy）正在日落，互联网经济（Internet economy）正取而代之。
巴拉吉同时附上了一张更为震撼的图表。
这张图比较了从2005年到2025年间，“科技七巨头”（Magnificent 7）与标准普尔500指数中其余493家公司的表现。结果令人瞠目结舌：
七巨头的增长曲线如同一飞冲天的火箭，指数从100飙升至3500左右；而另外493家公司的曲线，则几乎是一条毫无生气的地平线，增长近乎停滞。
这两张图，两段对话，在我们看来，是“新质生产力”最形象的注脚——
这代表的不仅仅是几家公司的成功，更是一场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、深刻而无声的经济革命。
我们今天想从数据、案例和逻辑层面，去理解为什么说“旧经济”正在缓缓落幕，而一个由代码、网络、数据、AI驱动的“新经济”时代，正喷薄欲出。
正在褪色的旧经济
要理解这场变革，
我们首先要清晰地定义什么是“传统经济”。
它并不仅仅指那些冒着黑烟的工厂或古老的行业，而是指那些在工业革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、以物理实体为核心的经济模式，包括了我们熟悉的制造业巨头，如通用汽车；能源领域的埃克森美孚；传统零售业的沃尔玛；以及大型制药公司辉瑞等。
这些行业的共同特点是，它们的增长与物理世界的限制紧密相连。它们的扩张依赖于高昂的资本支出，需要建造更多的工厂、铺设更长的供应链、雇佣更多的工人。
这种增长模式是线性的——
产出的增加几乎总是需要投入的同比例增加。
此外，它们身处严密的监管体系之中，无论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（FDA）还是环境保护署（EPA），都使得创新步伐相对缓慢。
而这些曾经的经济支柱，如今正增长乏力。
据美国经济分析局估计，自2018年以来，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年均产出增长率仅为2%左右，而科技行业的这一数字则高达7%。
此外，2022年，在整体经济增长1.9%的背景下，数字经济的附加值增长了6.3%，在2013年至2022年的十年间，仅六个科技相关产业就贡献了美国经济增长的35%。
新经济的崛起
与传统经济的线性增长和物理束缚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互联网经济的指数级潜力和无边界特性。这是一个以数字为基础、由代码构建的世界，其核心驱动力彻底改写了商业规则。
首先是网络效应。
谷歌之所以能占据全球92%的搜索市场份额，Meta能吸引全球近七成的社交媒体用户，正是因为它们的服务会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而变得更有价值，从而形成强大的护城河。
用户越多，数据越多，算法越智能，服务体验越好，从而吸引更多用户——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正反馈循环。
其二是人工智能与自动化的赋能。
越来越多的创业者与投资人开始关注“一人企业”，得益于AI，一个仅有一到两名成员的初创团队，如今有可能通过发行代币和采用精益模型，创造出价值10亿美元的公司。
AI极大地压缩了从创意到产品的实现时间，让小团队也能撬动巨大的市场。
从“超级个体”到“一人公司”：临港288行动真的很先锋！
最后，是零边际成本的全球规模化。
微软的Azure云服务可以为全球数十亿用户提供计算能力，而服务新增一个用户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 软件和数字产品可以被无限复制和分发，不受物理库存和物流的限制。
现在，我们再回头看科里森关于苹果、微软和谷歌增长同步性的问题，答案已然清晰。
尽管它们的主营业务——硬件、软件和搜索——看似不同，但它们都站在了同样的技术浪潮之巅。它们都在大规模投资人工智能，都依赖于强大的云基础设施，并通过构建各自的生态系统深度锁定用户。它们的增长不再受限于生产了多少部手机或卖出了多少套软件许可，而是取决于其网络覆盖的广度、数据处理的深度以及AI驱动的创新速度——
这些正是它们能够突破物理世界的桎梏，实现同步、指数级增长的根本原因。
七巨头新质生产力的代表
这场经济大迁徙的最好例证，是“美股七姐妹”——
苹果、微软、Alphabet、亚马逊、英伟达、Meta和特斯拉。
它们的总市值如今已经占据了标准普尔500指数约34%的惊人比重，从2015年的12%大幅跃升。
在2023年，这七家公司的集体回报率高达75.71%，而同期标普500指数的整体回报率为24.23%，2024年的表现也非常不俗。
也就是说，这市场绝大部分的增长是由这少数巨头驱动的。
甚至，如果将2005年设为基准100，七巨头的市值指数已冲向3500点，而其余近500家公司的市值总和，则几乎在原地踏步。
这种巨大的表现差异，
源于它们对新经济基础设施的掌控。
无论是英伟达提供的人工智能芯片，亚马逊和微软提供的云计算服务，还是谷歌和Meta主导的数字广告，几乎所有现代商业活动都离不开它们构建的平台。它们不再仅仅是产品或服务的提供商，而是新经济时代的“基础设施建设者”。
历史数据也证明了它们的韧性：
在2020年的经济衰退中，它们却逆势平均上涨了58%，这是反脆弱的表现：当物理世界陷入停滞时，数字世界的需求反而会加速增长。
从资本市场到社会结构
这场新旧经济的交替，正在深刻地重塑我们的社会、职业乃至未来的治理模式。
对于投资者而言，
这是一个充满机遇也伴随着巨大风险的时代。
一方面，新质生产力对传统生产力的“优势”是一个清晰的长期趋势。 另一方面，市场的高度集中也带来了风险。摩根士丹利和法国巴黎银行等机构已发出警告，指出当前标普500指数的头重脚轻与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前的状况有相似之处，过度集中的投资组合可能非常脆弱。
对于社会而言，
这场变革带来了效率的极大提升和创新的加速，但同时也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平等。科技财富的集中，以及传统行业岗位的流失，是每一个国家都需要面对的严峻挑战。
而巴拉吉的思考则更为深远，
他预言了“网络国家”（Network States）的兴起。
他认为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，未来人们可以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，自愿选择加入在线社区，这些社区将拥有自己的货币（加密货币）、法律（智能合约）和治理模式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传统主权国家的功能。
正如马车被汽车取代，蜡烛被电灯取代一样，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带来生产力的巨大飞跃，并淘汰那些无法适应变化的旧模式。
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转折点——
世界的价值创造中心，正在从依赖物理资本和劳动力的传统产业，不可逆转地迁移到依赖数据、算法和网络的数字领域。
面对这场变革，每个人应对的最好方式是主动学习和适应。
正如巴拉吉所建议的：“多用风险投资的视角思考，而非华盛顿的视角；多学习人工智能，而非其他。”（Think VC, not DC; study AI, not DEI.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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